姜一郎

丝绸之路上最后的商业民族，如今成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古今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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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史话

丝绸之路全史

第十六章 宋元时的丝绸之路
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回回商人
在元代中西间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回回商人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西域的回回人具有传统的商业才能，而且大多数始终生活在一种多种语言混用的社会氛围中，一般都能操回鹘、阿拉伯、波斯、蒙古等多种语言，其中有些尚通汉语。由于这样的优越条件，回回很快就取代了先是栗特人后是回鹘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优势地位，成为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史上的最后一个商业民族。
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历来就是沟通东西方的陆、海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人群。早在蒙古西征之前，回回商人就已经活跃在蒙古和华北地区，操纵着不善经商的游牧民与定居农业地区间的贸易。蒙古西征后，由于诸部已经统一，交通大道上设置了驿站，交通更为方便，商旅往来更安全。

成吉思汗早就与回回商人结下了关系，在大蒙古国建立之前，成吉思汗结识了一位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来的西域商人，后来又有一位“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的回鹘人，他曾鼓动成吉思汗用兵南下。蒙古人西征时冲虚道长，他们还利用经商的方便条件，为蒙古军队提供情报，甚至担任蒙古的使节。有一则故事说，约在1218年前，3个花剌子模的商人携带大量商品到达蒙古。第一个商人要价太高，成吉思汗震怒，没收了他的商品，其余二人以献送为名，不敢要价，成吉思汗高兴之余厚赏了它们，连同第一个商人也得到了同样的赏钱。为了保护来往的商人，成吉思汗颁布了一道扎撒：“凡进入他的国土内的商人娇点蛋糕，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汗。”保护和优待商人千恋一洗黑，发给他们凭照，使得中亚、西亚的商人从丝绸之路接踵而来，繁荣了元代的对外贸易活动。1218年，成吉思汗命令诸子、那颜、将官，各从其部属中抽调两三名西域商人，随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等前往中亚搜罗奇物异宝。结果，从这些蒙古贵族的麾下，竟然共集中起来450名西域商人。看来，这时在漠北的西域商人已是成群结队，数以千计了。
当时，蒙古贵族迫切需要西域地区生产的锦缎、珍奇宝物、粮食、兵器及酒类饮料等。由于蒙古人在物质上对西域商人的依赖，决定了他们在蒙古帝国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史载元末回回人丁鹤年，其“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元初巨商。世祖皇帝徇地西土，军饷不继，遂杖策军门，尽其资归焉。”懂得经营理财的西域商人还成为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忽必烈时重用的西域人阿合马，即为商人出身。阿合马于中统三年(1262)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忽必烈“专以财赋之任委之”，说明他在经济管理方面具有才干。阿合马即手下也聚集了一批西域敛财之臣。阿合马死后，这些西域人继续得到重用。卢世荣曾上书忽必烈说：“天下能规运钱谷者代罪囚妃，向日皆在阿合马之门，今籍录以为污滥，此岂可尽废?臣欲择其通才可用者，然惧有言臣用罪人。”世祖乃谕令：“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结果，撒都丁、不鲁合散等西域回回人复升为河间、山东等路都转运盐使。泰定帝时，朝廷仍多以回回人理财，以至一些汉人官员对“时相多西域人”颇有微词。

许多回回商人充当了蒙古贵族的“斡脱”。“斡脱”为非汉语语词的音译，契丹语指行帐、宫殿；蒙古语为请酒；而突厥语意为伙伴、商人。元代文献中常见的“斡脱”一词，乃专指突厥语之“ortaq”。在突厥语中，“斡脱”词义颇广，其原意为同伙、伙伴，或商业组合。因使用突厥语的西域商人往往结成商帮，长途贩运，且自称“斡脱”，故该词又转义为商业团伙，或专指西域商人。“斡脱”一词最早出现在元《经世大典·马政篇》中：“至元二十六年（1289）七月十日，兵部承奉尚书省奏：诸衙门官吏、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斡脱，不以是何军民诸色人户，所有堪中马匹，尽数合买。”该书又载，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兵部承奉尚书省劄付：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斡脱等户，但有四岁以上骟马，曳刺马、小马，尽数赴宫中纳，当面给付价钞。”有学者认为，斡脱是元代的一种商业组织，并进而引申为商人。蒙古人不善于做生意，把钱交给斡脱商人，令其贸易纳税，这种机构以及在这种机构工作的人都统称为“斡脱”张辛怡。所以有“斡脱钱”、“斡脱所”、“斡脱总管府”等词。
“斡脱”经营，则实是元代的一种特殊的商业高利贷活动，它似乎由这一时期东来的西域商人所专门经营，并成为元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斡脱户。《元典章·户部》就“斡脱户”的解释为：“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从大汗到诸王、公主、大臣都把银两交给他们做本钱经商或放债，而收取利息。元朝皇室常以虎符、圆牌、驿传玺书授予回回商人，遣他们赴西域各国购买奇珍异物；他们贩运来的奇珍异物上献后，又索要巨额“回赐”（价值），称为“中卖”无敌僵尸王。
回回商人在元代的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很大获嘉县人民政府网，他们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地，且深入至极北的吉利吉思、八剌忽（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等部落，在国际上则伸展到波斯和印度等地。波斯史学家费志尼说道：
但在今天，许多真主的信徒已朝那边迈步，抵达遥远的东方国家，定居下来，在那里成家，以致多不胜数。部分人是在河中和呼罗珊被征服时充当军中的工匠和看兽人给驱赶去的；很多来自遥远的西方，来自两伊剌克（Iraqs），来自西利亚（Syria）及其他伊斯兰国家的人，是为生意买卖而跋涉，访问了每个地区和每座城镇，获得了声望，观看了奇景，并且在那些地方抛弃旅杖，决定在那里择居；由此安家落户丝路商旅，修建邸宅和城堡，在偶像庙宇对面建伊斯兰寺院，并创办学校，其中学者讲述课程，求学者由此受教。这犹如圣传说：“求学尤当在中国”，指的正是这个时代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那些人。
回回商人的商业范围很广泛，他们把国外进口的包括象牙、犀角等在内的宝物，各种布匹，沉香、檀香等香货，不同种类的珍贵药物，以及木材、皮货、牛蹄角、杂物等商品贩运至大都、上都等城镇，把南方的粮食输往大都、上都及北方缺粮地区沉溺爱歌，把中国的特产如丝绸、瓷器等运到海外。他们在中土“多方贾贩”，其足迹遍及元朝全境。元人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说：“我元始征西北各国，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元史·朵罗台传》说：“回回户计，多富商大贾，宜与军民一体应役，如此则赋役均矣。”说明当时回回商人数量很多，且得免役待遇。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记有元代诗人“萨都剌曾为商，远商亦波斯、大食人本俗”。据中统四年（1263）的户口登记，中都（后改大都）就有回回人户2953户，其中多是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回回商人有许多以贩卖珠宝为业，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了十余种“回回石头”即阿拉伯宝石，说“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剌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何伊娜，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锭。”元代诗人马祖常的诗说：
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
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回回商人具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其商业活动直接影响元朝财政，他们交纳的关税和其他“例献”之物，是元朝中央与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元朝廷还给予西域回回商人种种优惠，如免差役、免租税等，更加促进了回回商人的发展。
回回商人有许多富商大贾。泉州大食人蒲寿庚，南宋末任市舶提举，叛宋降元后，官至中书左丞，为福建行省长官，其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父子世掌市舶杨广墓，富贵冠一时，蒲氏女婿回回富商佛莲，拥有海舶80艘，家产仅珍珠就有130斛。画皮姐伊本·拔图塔说他曾在杭州寄宿在一位巨商的家里，“他的子孙在此地继承了他的声望，他们一仍其父辈的怜贫济困之风尘世羁。”除大商巨贾外，元代回回商人中更多的是小本经营者。他们大半从事长途贩运小宗贸易，经营日用商品，对促进各地区的物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元朝政府高度重视回回商人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多委以回回商人从事市舶贸易，鼓励他们“下蕃货卖”。经济史专家王孝通指出：“回回既由陆路通商，又有海道兴贩，故其时市舶颇盛。”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廷“用桑哥言，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中国秦腔网，以维制沙不丁、乌马儿筹海运船”（《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沙不丁、乌马儿都是回回人。至元二十六年（1289）以“沙不丁上市舶司岁输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诏贮之以待贫乏者屌乐美。”（《元史》卷一五《世祖本纪》）元贞二年（1296），又诏令“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呗喃、梵答剌亦纳三蕃国交易，别出钞五万锭，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大德六年（1302）命江浙平章阿里专领财赋”。（《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在泉州、广州、杭州等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唐宋以来就有不少大食商人寓居，入元以后，由于元朝统治者倚重木速蛮商人经营海外贸易，他们的势力更盛。马可·波罗、伊本·拔图塔的书中都有关于泉州等地商贸发达的记载，其中有不少是回回商人的作用。
(连载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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