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战争史备用情人，此路不通-卫疆
从同治元年四月“圣山伐竹”案开始，到同治三年五月多隆阿战殒，三秦大地的战乱持续了足足有两年之久。随着陕西回军撤往甘肃，杀戮战场暂时沉寂下来，劫后余生的人们陆续返回满目疮痍的家乡，重新收拾起生计。毕竟，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活下来的人还得继续过日子；但对于一百五十年之后的我们来说，则很有必要冷静地坐下来欺诈偶像，照一照历史这面镜子，对这场浩劫作一个总结和反思。
对于这场大惨祸的最大争议，今天主要集中在一个焦点问题上，那就是事件本身的定性。在过去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内曾一度将回军起事定性为“农民起义”，无需讳言，对于这个提法，近年来民间质疑的声浪颇高，因为与中土常见的农民战争相比，这场战争有太多的不同之处，这给后人评价这场战祸的是是非非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以至于来自不同立场的声音是如此截然相反，几乎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在这夹缝和撕裂当中，也使我们在探索事件的真相的过程中需要更加小心翼翼，以呵护那并未完全愈合的伤疤。
什么是“农民起义”？史学家们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但纵观中土历史，几千年来农民揭竿而起造反，无非四个字是“官逼民反”，也就是说，农民起义应该是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至少在中土应该是如此。换言之，如果这是农民起义，那么同样承担税赋、人数更多的汉人也应当揭竿而起才对，可是实际情况是，除了被胁迫的汉人和一些趁火打劫的土匪之外，在整场战争中，汉人作为一个整体，基本都是坚定地站在官府一方与回军作战，可见“官逼民反”一说对汉人是讲不通的。
那么，是不是回汉税赋有别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事实上，由于回民经商者多，清代中前期工商杂税低于农业税，所以税赋负担要比汉人轻，加之回民流动性强，避税手段比束缚在土地上的汉人农民要多得多，所以鸦片战争后，陕西税赋日益加重，民间反抗官府横征暴敛的武装暴动基本都是汉人在策划参与，像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汉族农民反抗盐课摊牌，在县衙聚集，“交卸农器”；又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又有临潼李桥（今西安阎良区李桥村）汉族农民杨升华、马将等武装反对地丁银增加火耗，等等，绝少有回民的身影。可见“官逼民反”一说在回民这里也是讲不通的。
再者说，既然是“官逼民反”，那么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回军应当针对官府才对；然而从一开始，回军针对的就不是官府，而是不信教的“卡菲勒”——汉人。在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不约而同提到一点，那就是各地回军都打出过所谓“兴回灭汉”的旗号。例如张集馨曾经回忆说：大荔逆首于阿浑、任老五等竖立“灭汉兴回”旗帜背背佳专卖店，以寻仇报复为名，大肆焚杀。
《咸京被难述略》里记载说：其旗帜大书“兴回灭汉”字样，旁书年月，多系咸丰三、四年制造，枪刀器械皆其夙备，蓄谋固久矣。
《庆防纪略》里也说：逆旗大书“兴回灭汉”，村堡攻灭无遗，其大肆凶逆可知。
事实也是如此，在屠杀中，除极个别因为与回民有私人交情能够侥幸逃过一劫，其它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是汉人，都是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一律格杀勿论。即使在张芾被杀，官军开始进剿之后，回军在抵抗官军的同时，依然没有停止对汉人村堡的袭击。这种针对特定民族的、一刀切式的大屠杀克罗心官网，在中土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而且，回军的主要成分是按宗教和民族，而不是阶级划分的，这点与官军截然不同。回军上层是清一水的回民，作战部队里，除了少数被胁迫的汉人以外，绝大多数是回民；在组织上，回军高度政教合一，他们往往以教坊为单位，宗教首领兼任军事首领，军事首领即是清真寺阿訇，像洪兴、任武、赫明堂、马成功这些回军首领，无一例外都是所在教坊的阿訇；清军在清剿回军的过程中，在交口、沙窝、麻家崖等地，也多次俘虏或收降身兼回军首领的清真寺阿訇。这种组织上的高度政教合一，只有同样是穆斯林为主的的杜文秀大理政权与之相似；即使是打着“拜上帝教”旗号造反的太平天国也自叹弗如。
最重要的是，陕西回军所过之处，对汉人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意在从文化根基上摧毁汉人的精神家园。这一点上，回军与大理政权和太平天国极其相似。例如在同治年间被毁的书院，光是有明确记载的就有13座，分别是大荔丰登书院、渭南五凤书院、朝邑华原书院、旬邑石门书院、礼泉饮凤书院、洋县定淳书院、安塞苹笙书院、富平南湖书院、黄陵桥山书院、武功绿野书院、泾阳赢洲书院、淳化云阳书院、礼泉定汤书院；此外被毁的县学、义学、文庙等也是比比皆是卡彭贝基，光是白水一地，被毁的义学就有十一所。
宗教建筑方面的破坏更是惊人。出于一神教“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这种天然的排他心理，异教徒、多神教者、以物配主者的神殿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根据雍正年间的统计，光是在西安府一地就有各类坛庙、佛寺、道观327处，可是到了民国初年，上述地区的同类建筑只剩下38处，减少了近九成。根据《临潼县续志》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回军这种有意识地破坏异教信仰的行为：自回逆倡乱，凡庙宇暨一切祈祷之区胥成灰烬，至今秃垣败址周不忍观故园怀旧。
当然有必要的指出的是，屎盆子不能全扣在回军头上，还有一部分坏事是是同样乐衷于打砸书院寺庙的太平军干的。但太平军在陕西逗留的时间不长，特别是在关中只是路过而已，因此大部分责任还得归咎于回军羊毛疔，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回军虽然四处出击杀戮汉人，却不杀那些入了基督教的汉人，不侵扰基督徒居住的汉村；更不袭扰焚烧教堂。这种古怪的举动，在同治朝就有人敏锐地觉察到了，同治五年，陕西巡抚刘蓉在奏报中这样提到：同治元年，陕省回变蜂生。渭北高陵首先煽乱，凡属汉民村庄无不焚毁，汉人男妇无不伤残。至今蔓草荒烟，几无寸椽片瓦。独该（天主）教人所居高陵通运坊五村毫无凌犯，屋宇庐舍，岿然独存，谓系“同教之人不加戕害”。由是汉民之畏死避祸者，往往授入彼教，冀获幸存。是其同类相护，亦既显有明征矣。
为毛穆斯林称基督徒为“同教之人”捏？这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本来就是同一根枝干上的两个分杈，都同属古代中东地区流行的“亚伯拉罕一神教”，源于古老的犹太教，大家同宗同源，其实是一家子。所以在伊斯兰教徒看来，基督徒也是“有经人”。1922年，沙特老国王伊本?沙特曾经向来访的美国探险家菲尔比（J.B.Phillby）表示，他不介意迎娶基督徒和犹太女子为妻，因为相比万恶的多神教、无神论“卡菲勒”和什叶派，基督徒和犹太人怎么说都是五岳剑派、同气连枝的：如果我要娶一个基督徒或者犹太女子为妻，一点困难都没有。她会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当然她的子女必然要以穆斯林的方式来抚养。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有经人。但是我不可能娶一个什叶派……他们是堕落的多神教徒。
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多相像，在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几大宗教都承认安息日，都承认亚伯拉罕和摩西和耶稣为先知（在《古兰经》里，他们分别叫易卜拉欣、穆萨和尔萨），就连两者的典籍也惊人地一致，翻开古兰经，你会发现和《旧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旧约》里的亚当，在《古兰经》里叫阿丹；《旧约》里的诺亚，在《古兰经》里叫努哈；至于《旧约》里亚伯拉罕用儿子向上帝献祭，以及《古兰经》里易卜拉欣用儿子向安拉献祭的情节高度吻合，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明恩吧，随着世界整体向右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这一点小默契也差不多丢光了，这是题外话。
以上种种，充分显示出陕西回军具有出极强的宗教性，充满了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这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而是一场以宗教旗帜为号召的种族大屠杀，是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的一次大碰撞。
回军的这种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是一柄双刃剑，在使回军具备了高效的组织行动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同时；也使得这场战场事实上成为了回民和汉民、穆斯林与“卡菲勒”之间的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这样一来，回军就失去了其它不信伊斯兰教的广大老百姓的支持，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中。
更要命的是，回军“定叛”思想太甚（还记得什么是“定叛”吗），凡是与自己理念不合的一律残酷打击，前文我们说过的捕快铁兴，仅仅因为拒绝加入造反队伍就被回军杀害，这样一来，本民族当中的温和派与世俗派，特别是士绅阶层即使有心投靠，面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端行为，也只能望而却步。民间传说，白彦虎因为攻城时西安城内回民未内应，所以极恨西安人，殊不知城内回民不愿与回军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回军的极端行为给吓的，是他们自己逼走了潜在的同盟军。
面对回军的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土百姓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作为一种强势文明——华夏文明的承载者，中土百姓有着自己坚持的宗教和文化信仰，轻易不言放弃，这样一来，面对同为强势文明的伊斯兰文明，两者的激烈碰撞自然在所难免。
中土的宗教观是高度实用化、高度世俗化、高度政治化的。凡人只要具备崇高的品德或是经过修炼，就可以位列仙班，反过来，神犯了错误也会打落凡间变成普通人，神与人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另一方面，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地尊卑有序，而更像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滇西往事，即“诸教为我所用”的态度：信什么教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要给施主赐福显灵，才能得到人间的香火供奉，大家竞争上岗，不灵验的神就得不到百姓的尊重；中土的皇帝可以册封神仙，也可以贬黜神仙，神权需要听命于政权，并且服务于政权。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中土百姓，对鬼神一直就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中土百姓对于民族主义同样不感冒。中土本无民族这个概念，百姓更习惯于从政治和文化，而非宗教、血统和地域的角度来辨识族群；特别是数千年“天下”观念的熏陶，使得中土百姓愿意接受和包容不同的族群，反对唯我独尊、非此即彼式的民族主义思想，因此即使在作为主体民族的汉人当中，大汉族主义思潮也不是那么吃香：太平天国排满拥汉，结果反被汉人士大夫所摒弃；“驱逐鞑奴，恢复中华”的同盟会，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将口号改成了“五族共和”。大汉族主义尚且如此，回民的民族主义立场就更加无法在中土立足了。
因此，对于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土百姓有着一种本能的排斥。举个例子，一般来说，中土农民造反，官僚士大夫阶层往往是明哲保身、静观时局的，哪边有利就倒向哪边，总会有几个刘伯温、牛金星一类的落魄书生，投在大营中充当狗头军师或者幕僚；然而在回军纵横陕西的两年时间里，在陕官绅几乎没有与回军主动合作的；翻遍史书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临潼骁骑校张德斌，密谋与回军里应外合，妄图赚城；另外一个是署宁夏镇标花马池营参将王锡爵，淘宝旺旺手机版在派往甘肃与回军作战时叛变，投靠了马化龙的儿子马彦邦大唐楚霸王。问题在于，前面这位张德斌是汉军八旗出身，严格来说算是满人；而后面这位王锡爵呢，本人干脆就是云南籍回民。当然罗，到后来，随着战火逐渐烧到甘肃，战况愈演愈烈，投降或投靠回军的甘肃官绅就相对比较多一些了，这里面原因很复杂，咱们留在以后慢慢说。
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回军不分男女老幼，全民皆兵，战斗力爆表，又装备和缴获了大量武器，以这种实力，像杜文秀那样占据西北一隅，蔡紫芬搞个独立小朝廷玩玩，不是不可能，可实际表现却是：在政治上没有建立政权，没有提出明确政治纲领，除了“灭汉兴回”这样富于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煽动性口号，连个能凝聚人心的愿景目标也提不出来；在组织上始终各自为战，不相统属，无法形成合力；在军事上对攻城这样的技术活儿一筹莫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打下高陵、泾阳和渭南三座县城，州府及以上城市一座未能攻破，除了仓头、羌白、王阁、渭城那几个基本盘以外，始终没能有效建立和扩大控制范围，只能靠劫掠为生。以上种种全搜网，与回军不得人心，无人相助，特别是得不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导致政治和军事素养极差有直接关系。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同样具有浓郁宗教和民族色彩的太平军身上。众所周知，太平军的官制和军制极其混乱，文、武不分，官、爵不分，职官名称大量借鉴自民间小说、戏文和江湖传奇，沿袭古代官爵时又往往望文生义，比如把《周礼》中的“宰夫”曲解为屠夫，“妄托古制罂粟妃，沿其名而悖其意”，连个像样的组织架构都搞不定，种种怪相不一而足。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太平军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导致在政治上显示出肤浅的草根色彩。
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汉人和下级军吏在战乱中趁火打劫，乃至充当回军的马前卒。前文提到的凤翔保卫战，城外就有不少汉人在与回军合作，或为回军进城互市交换物资，或协助挖掘地道埋放地雷，甚至直接参与攻城。例如在同治二年七月初九这天，凤翔守军捉了五个回军俘虏，经过讯问却得知，这几个都自称是汉人达坡阿玻，说回军“许以城破之日，子女玉帛悉以归之，故皆冒险出死力”。后来在同治八年，甘肃回军首领李得仓投降官军时，根据清点结果，所带人马九万六千二百余人中，汉人为三万一千五百人，几乎占三分之一。但必须强调，这些汉人并不是出于支持回军的宗教理念而合作的，只是纯粹的互相利用或者一时苟且偷生，改变不了这场战争的宗教属性，就好比抗日战争中伪军人数大大超过日军，也无法改变抗日战争是反侵略战争的性质一样。
进一步说，回军中到底有没有那么多汉人，这一点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战败之际，必然有大批回军冒充汉人以冀求生。前文我们说过，回族和汉族从基因角度就无法区分，在相貌上就更难以区分了，因此冒充汉人不要太简单。建国后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在陕西发现不少回民对外坚称自己是汉人，很显然，这些人就是当初冒充汉人而逃过一劫的那些回民的后代。当然，经过百余年的岁月洗涤，除了一些仍然坚持民族和宗教记忆，只是对外践行“塔基亚原则”不肯承认的回民之外，必定还有更多回民已经遗忘了自己的身份、彻底融入了汉民族，因此当初有多少回民通过冒充汉人活了下来，这个问题恐怕是没人能说得清了。
纵观陕西回、汉两族之间从和睦共处到积怨日深，从鸡零狗碎的冲突，直至酝酿成为惊天血案，最终又以一方战败，退往甘肃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世思想及“天下”观，使得这片土地没有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生长的土壤；几千年积累下的丰富思想财富，又使得中土士大夫在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抗中游刃有余，足以掌握话语权；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又使得国家机器能够调集足够力量，在文明的对抗上升为武装冲突之后进行暴力镇压；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文明的对抗，说到底就是人口数量的对抗，在主流文化人口数量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力量必然也是占据优势的——以上几点，就是华夏文化为何能在对抗中顶住伊斯兰文化的冲击的秘密。
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中土，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
转载来源：木铎警声（muduojingsheng）的微信公众号
投稿邮箱：lcaymm@qq.com
从同治元年四月“圣山伐竹”案开始，到同治三年五月多隆阿战殒，三秦大地的战乱持续了足足有两年之久。随着陕西回军撤往甘肃，杀戮战场暂时沉寂下来，劫后余生的人们陆续返回满目疮痍的家乡，重新收拾起生计。毕竟，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活下来的人还得继续过日子；但对于一百五十年之后的我们来说，则很有必要冷静地坐下来欺诈偶像，照一照历史这面镜子，对这场浩劫作一个总结和反思。
对于这场大惨祸的最大争议，今天主要集中在一个焦点问题上，那就是事件本身的定性。在过去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内曾一度将回军起事定性为“农民起义”，无需讳言，对于这个提法，近年来民间质疑的声浪颇高，因为与中土常见的农民战争相比，这场战争有太多的不同之处，这给后人评价这场战祸的是是非非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以至于来自不同立场的声音是如此截然相反，几乎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在这夹缝和撕裂当中，也使我们在探索事件的真相的过程中需要更加小心翼翼，以呵护那并未完全愈合的伤疤。
什么是“农民起义”？史学家们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但纵观中土历史，几千年来农民揭竿而起造反，无非四个字是“官逼民反”，也就是说，农民起义应该是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至少在中土应该是如此。换言之，如果这是农民起义，那么同样承担税赋、人数更多的汉人也应当揭竿而起才对，可是实际情况是，除了被胁迫的汉人和一些趁火打劫的土匪之外，在整场战争中，汉人作为一个整体，基本都是坚定地站在官府一方与回军作战，可见“官逼民反”一说对汉人是讲不通的。
那么，是不是回汉税赋有别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事实上，由于回民经商者多，清代中前期工商杂税低于农业税，所以税赋负担要比汉人轻，加之回民流动性强，避税手段比束缚在土地上的汉人农民要多得多，所以鸦片战争后，陕西税赋日益加重，民间反抗官府横征暴敛的武装暴动基本都是汉人在策划参与，像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汉族农民反抗盐课摊牌，在县衙聚集，“交卸农器”；又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又有临潼李桥（今西安阎良区李桥村）汉族农民杨升华、马将等武装反对地丁银增加火耗，等等，绝少有回民的身影。可见“官逼民反”一说在回民这里也是讲不通的。
再者说，既然是“官逼民反”，那么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回军应当针对官府才对；然而从一开始，回军针对的就不是官府，而是不信教的“卡菲勒”——汉人。在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不约而同提到一点，那就是各地回军都打出过所谓“兴回灭汉”的旗号。例如张集馨曾经回忆说：大荔逆首于阿浑、任老五等竖立“灭汉兴回”旗帜背背佳专卖店，以寻仇报复为名，大肆焚杀。
《咸京被难述略》里记载说：其旗帜大书“兴回灭汉”字样，旁书年月，多系咸丰三、四年制造，枪刀器械皆其夙备，蓄谋固久矣。
《庆防纪略》里也说：逆旗大书“兴回灭汉”，村堡攻灭无遗，其大肆凶逆可知。
事实也是如此，在屠杀中，除极个别因为与回民有私人交情能够侥幸逃过一劫，其它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是汉人，都是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一律格杀勿论。即使在张芾被杀，官军开始进剿之后，回军在抵抗官军的同时，依然没有停止对汉人村堡的袭击。这种针对特定民族的、一刀切式的大屠杀克罗心官网，在中土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而且，回军的主要成分是按宗教和民族，而不是阶级划分的，这点与官军截然不同。回军上层是清一水的回民，作战部队里，除了少数被胁迫的汉人以外，绝大多数是回民；在组织上，回军高度政教合一，他们往往以教坊为单位，宗教首领兼任军事首领，军事首领即是清真寺阿訇，像洪兴、任武、赫明堂、马成功这些回军首领，无一例外都是所在教坊的阿訇；清军在清剿回军的过程中，在交口、沙窝、麻家崖等地，也多次俘虏或收降身兼回军首领的清真寺阿訇。这种组织上的高度政教合一，只有同样是穆斯林为主的的杜文秀大理政权与之相似；即使是打着“拜上帝教”旗号造反的太平天国也自叹弗如。
最重要的是，陕西回军所过之处，对汉人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意在从文化根基上摧毁汉人的精神家园。这一点上，回军与大理政权和太平天国极其相似。例如在同治年间被毁的书院，光是有明确记载的就有13座，分别是大荔丰登书院、渭南五凤书院、朝邑华原书院、旬邑石门书院、礼泉饮凤书院、洋县定淳书院、安塞苹笙书院、富平南湖书院、黄陵桥山书院、武功绿野书院、泾阳赢洲书院、淳化云阳书院、礼泉定汤书院；此外被毁的县学、义学、文庙等也是比比皆是卡彭贝基，光是白水一地，被毁的义学就有十一所。
宗教建筑方面的破坏更是惊人。出于一神教“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这种天然的排他心理，异教徒、多神教者、以物配主者的神殿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根据雍正年间的统计，光是在西安府一地就有各类坛庙、佛寺、道观327处，可是到了民国初年，上述地区的同类建筑只剩下38处，减少了近九成。根据《临潼县续志》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回军这种有意识地破坏异教信仰的行为：自回逆倡乱，凡庙宇暨一切祈祷之区胥成灰烬，至今秃垣败址周不忍观故园怀旧。
当然有必要的指出的是，屎盆子不能全扣在回军头上，还有一部分坏事是是同样乐衷于打砸书院寺庙的太平军干的。但太平军在陕西逗留的时间不长，特别是在关中只是路过而已，因此大部分责任还得归咎于回军羊毛疔，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回军虽然四处出击杀戮汉人，却不杀那些入了基督教的汉人，不侵扰基督徒居住的汉村；更不袭扰焚烧教堂。这种古怪的举动，在同治朝就有人敏锐地觉察到了，同治五年，陕西巡抚刘蓉在奏报中这样提到：同治元年，陕省回变蜂生。渭北高陵首先煽乱，凡属汉民村庄无不焚毁，汉人男妇无不伤残。至今蔓草荒烟，几无寸椽片瓦。独该（天主）教人所居高陵通运坊五村毫无凌犯，屋宇庐舍，岿然独存，谓系“同教之人不加戕害”。由是汉民之畏死避祸者，往往授入彼教，冀获幸存。是其同类相护，亦既显有明征矣。
为毛穆斯林称基督徒为“同教之人”捏？这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本来就是同一根枝干上的两个分杈，都同属古代中东地区流行的“亚伯拉罕一神教”，源于古老的犹太教，大家同宗同源，其实是一家子。所以在伊斯兰教徒看来，基督徒也是“有经人”。1922年，沙特老国王伊本?沙特曾经向来访的美国探险家菲尔比（J.B.Phillby）表示，他不介意迎娶基督徒和犹太女子为妻，因为相比万恶的多神教、无神论“卡菲勒”和什叶派，基督徒和犹太人怎么说都是五岳剑派、同气连枝的：如果我要娶一个基督徒或者犹太女子为妻，一点困难都没有。她会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当然她的子女必然要以穆斯林的方式来抚养。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有经人。但是我不可能娶一个什叶派……他们是堕落的多神教徒。
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多相像，在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几大宗教都承认安息日，都承认亚伯拉罕和摩西和耶稣为先知（在《古兰经》里，他们分别叫易卜拉欣、穆萨和尔萨），就连两者的典籍也惊人地一致，翻开古兰经，你会发现和《旧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旧约》里的亚当，在《古兰经》里叫阿丹；《旧约》里的诺亚，在《古兰经》里叫努哈；至于《旧约》里亚伯拉罕用儿子向上帝献祭，以及《古兰经》里易卜拉欣用儿子向安拉献祭的情节高度吻合，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明恩吧，随着世界整体向右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这一点小默契也差不多丢光了，这是题外话。
以上种种，充分显示出陕西回军具有出极强的宗教性，充满了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这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而是一场以宗教旗帜为号召的种族大屠杀，是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的一次大碰撞。
回军的这种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是一柄双刃剑，在使回军具备了高效的组织行动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同时；也使得这场战场事实上成为了回民和汉民、穆斯林与“卡菲勒”之间的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这样一来，回军就失去了其它不信伊斯兰教的广大老百姓的支持，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中。
更要命的是，回军“定叛”思想太甚（还记得什么是“定叛”吗），凡是与自己理念不合的一律残酷打击，前文我们说过的捕快铁兴，仅仅因为拒绝加入造反队伍就被回军杀害，这样一来，本民族当中的温和派与世俗派，特别是士绅阶层即使有心投靠，面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端行为，也只能望而却步。民间传说，白彦虎因为攻城时西安城内回民未内应，所以极恨西安人，殊不知城内回民不愿与回军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回军的极端行为给吓的，是他们自己逼走了潜在的同盟军。
面对回军的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土百姓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作为一种强势文明——华夏文明的承载者，中土百姓有着自己坚持的宗教和文化信仰，轻易不言放弃，这样一来，面对同为强势文明的伊斯兰文明，两者的激烈碰撞自然在所难免。
中土的宗教观是高度实用化、高度世俗化、高度政治化的。凡人只要具备崇高的品德或是经过修炼，就可以位列仙班，反过来，神犯了错误也会打落凡间变成普通人，神与人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另一方面，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地尊卑有序，而更像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滇西往事，即“诸教为我所用”的态度：信什么教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要给施主赐福显灵，才能得到人间的香火供奉，大家竞争上岗，不灵验的神就得不到百姓的尊重；中土的皇帝可以册封神仙，也可以贬黜神仙，神权需要听命于政权，并且服务于政权。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中土百姓，对鬼神一直就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中土百姓对于民族主义同样不感冒。中土本无民族这个概念，百姓更习惯于从政治和文化，而非宗教、血统和地域的角度来辨识族群；特别是数千年“天下”观念的熏陶，使得中土百姓愿意接受和包容不同的族群，反对唯我独尊、非此即彼式的民族主义思想，因此即使在作为主体民族的汉人当中，大汉族主义思潮也不是那么吃香：太平天国排满拥汉，结果反被汉人士大夫所摒弃；“驱逐鞑奴，恢复中华”的同盟会，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将口号改成了“五族共和”。大汉族主义尚且如此，回民的民族主义立场就更加无法在中土立足了。
因此，对于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土百姓有着一种本能的排斥。举个例子，一般来说，中土农民造反，官僚士大夫阶层往往是明哲保身、静观时局的，哪边有利就倒向哪边，总会有几个刘伯温、牛金星一类的落魄书生，投在大营中充当狗头军师或者幕僚；然而在回军纵横陕西的两年时间里，在陕官绅几乎没有与回军主动合作的；翻遍史书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临潼骁骑校张德斌，密谋与回军里应外合，妄图赚城；另外一个是署宁夏镇标花马池营参将王锡爵，淘宝旺旺手机版在派往甘肃与回军作战时叛变，投靠了马化龙的儿子马彦邦大唐楚霸王。问题在于，前面这位张德斌是汉军八旗出身，严格来说算是满人；而后面这位王锡爵呢，本人干脆就是云南籍回民。当然罗，到后来，随着战火逐渐烧到甘肃，战况愈演愈烈，投降或投靠回军的甘肃官绅就相对比较多一些了，这里面原因很复杂，咱们留在以后慢慢说。
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回军不分男女老幼，全民皆兵，战斗力爆表，又装备和缴获了大量武器，以这种实力，像杜文秀那样占据西北一隅，蔡紫芬搞个独立小朝廷玩玩，不是不可能，可实际表现却是：在政治上没有建立政权，没有提出明确政治纲领，除了“灭汉兴回”这样富于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煽动性口号，连个能凝聚人心的愿景目标也提不出来；在组织上始终各自为战，不相统属，无法形成合力；在军事上对攻城这样的技术活儿一筹莫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打下高陵、泾阳和渭南三座县城，州府及以上城市一座未能攻破，除了仓头、羌白、王阁、渭城那几个基本盘以外，始终没能有效建立和扩大控制范围，只能靠劫掠为生。以上种种全搜网，与回军不得人心，无人相助，特别是得不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导致政治和军事素养极差有直接关系。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同样具有浓郁宗教和民族色彩的太平军身上。众所周知，太平军的官制和军制极其混乱，文、武不分，官、爵不分，职官名称大量借鉴自民间小说、戏文和江湖传奇，沿袭古代官爵时又往往望文生义，比如把《周礼》中的“宰夫”曲解为屠夫，“妄托古制罂粟妃，沿其名而悖其意”，连个像样的组织架构都搞不定，种种怪相不一而足。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太平军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导致在政治上显示出肤浅的草根色彩。
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汉人和下级军吏在战乱中趁火打劫，乃至充当回军的马前卒。前文提到的凤翔保卫战，城外就有不少汉人在与回军合作，或为回军进城互市交换物资，或协助挖掘地道埋放地雷，甚至直接参与攻城。例如在同治二年七月初九这天，凤翔守军捉了五个回军俘虏，经过讯问却得知，这几个都自称是汉人达坡阿玻，说回军“许以城破之日，子女玉帛悉以归之，故皆冒险出死力”。后来在同治八年，甘肃回军首领李得仓投降官军时，根据清点结果，所带人马九万六千二百余人中，汉人为三万一千五百人，几乎占三分之一。但必须强调，这些汉人并不是出于支持回军的宗教理念而合作的，只是纯粹的互相利用或者一时苟且偷生，改变不了这场战争的宗教属性，就好比抗日战争中伪军人数大大超过日军，也无法改变抗日战争是反侵略战争的性质一样。
进一步说，回军中到底有没有那么多汉人，这一点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战败之际，必然有大批回军冒充汉人以冀求生。前文我们说过，回族和汉族从基因角度就无法区分，在相貌上就更难以区分了，因此冒充汉人不要太简单。建国后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在陕西发现不少回民对外坚称自己是汉人，很显然，这些人就是当初冒充汉人而逃过一劫的那些回民的后代。当然，经过百余年的岁月洗涤，除了一些仍然坚持民族和宗教记忆，只是对外践行“塔基亚原则”不肯承认的回民之外，必定还有更多回民已经遗忘了自己的身份、彻底融入了汉民族，因此当初有多少回民通过冒充汉人活了下来，这个问题恐怕是没人能说得清了。
纵观陕西回、汉两族之间从和睦共处到积怨日深，从鸡零狗碎的冲突，直至酝酿成为惊天血案，最终又以一方战败，退往甘肃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世思想及“天下”观，使得这片土地没有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生长的土壤；几千年积累下的丰富思想财富，又使得中土士大夫在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抗中游刃有余，足以掌握话语权；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又使得国家机器能够调集足够力量，在文明的对抗上升为武装冲突之后进行暴力镇压；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文明的对抗，说到底就是人口数量的对抗，在主流文化人口数量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力量必然也是占据优势的——以上几点，就是华夏文化为何能在对抗中顶住伊斯兰文化的冲击的秘密。
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中土，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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